本文根据2007年10月29日，孙庆忠应齐顾波教授之邀与发展管理专业博士生座谈录音整理而成。
座谈地址：中国农业大学西区主楼614
座谈时间：2007-10-29 14:00—17:00
常感谢齐（顾波）老师对我的这份信任。在座有很多同学听过我的课，知道我的表述风格。应该说，能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探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问题我很高兴。我相信，与博士生座谈一定会带给我许多思考，你们基于调查实践所产生的问题，也一定会拓展我的思考空间。这种相互启发对于我们思考田野工作无疑是大有裨益的。但是，希望大家不要对我所讲述的内容有太多的期待，否则就会有失望。因为田野调查的技艺有相当一部分是个人化的，很难有普遍适用的方法和准则。坐在这里的博二博三的同学都有田野经历，博一的同学可能还没来得及下田野，或者正在紧张的筹备之中。这种对田野的基本感知是我们讨论的平台，也为我们的深入探讨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竹青是小云的学生，她暑假下田野一个月以后给我发email说，她在下面很辛苦地待了一个月。我给她的回复是“你回来就该进入痛苦的思考当中了。”这里所说的“苦”就是田野带给我们的最直观的感受。细致说来，这个“苦”不外乎这几个方面：下田野之前苦思冥想，走进村落之后却不知如何入手，这是一种苦；从田野回来，发现自己的东西和别人都一样，没有梳理出问题，这是第二种苦，这种苦不堪言是博士们普遍的苦；第三种苦，当你开始动笔写作时发现自己的行囊里虽有大量的资料——照片有10G多、笔记好几摞——但是等你落笔的时候才发现，所有的材料突然间距你的目标设计非常遥远，就像你曾经对田野的想象一样；第四种苦，提交论文的时间进入倒计时，而你的论文还只是资料的堆砌，没有一条清晰的逻辑脉络，此时你所拥有的感受可能只是痛苦焦灼了。在我看来，这些“苦”都是一个研究者必须经历的情感体验。我们大家都对答辩后的释怀记忆犹新，正是因为前面有如此多的苦在“摧残”着你，而这一次次的历练正是成为发展学家或者人类学家所必需的。
今天咱们就由“苦”谈起，但最终的目的是让大家在田野工作中也能够体会到一点甜的滋味，这样齐老师精心设计的这个下午或许就不会白过。这里还想说一件事，去年的发展博士论坛我收到了大家讨论的文字，却非常抱歉没有回复。我不是学发展专业的，没有资格批判或指点什么，如果将自己初浅的认识落到文字上就难免会有错误和漏洞。但是对大家这种讨论问题的态度和方式，我是非常肯定的。这才是博士生的一种风采，如果博士阶段只能像绣花一样自我欣赏，那博士阶段的学习是不会有太大长进的。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是大家读书最集中、思维最活跃的时期，因此搭建一个广泛交流的平台，在相互砥砺中“日有新知”一定会成为我们生活的常态，这是一种祈望，也是我们在一个高度上重新定位自己的为学志向和人生目标的最佳契机。自离开中山大学以来，我每周还保持着三整天的读书时间，一学期大致翻阅二十本书，这是我跟学生对话的资格。我的老师六七十岁还在下田野，这种为学精神对于我自己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教育。在今年我们学院的开学典礼上，我作了名为“大学滋味”的发言，今天则要谈谈“博士滋味”。说到这，十年前我读博士的感受历历在目。这个阶段的学习是人生精华的凝缩，那些倾注感情、投入时间、投入精力的日子，最终是要提升我们为人与为学的基本素养。这素养包括思想素养和理论素养。我相信你们的导师对你们都会有很好的教育，虽个人风格不尽相同，但培养的理念应该是相通的。我在这里不是以老师的身份出现，而是以比你们早进门十年的学兄的身份跟大家座谈，聊一聊我们对“博士”的理解，对田野工作的认识。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才敢接受齐老师的邀请。
这是我在讨论之前想要说明的。下面我想听大家先谈谈田野。我昨晚设计了几个问题，不知道能不能把你们的问题统合进来。所以我现在很想听你们谈谈问题，如果可能的话再分享你们的收获。这样的交流才是对等的。
毛绵逵：我先来说一下吧。您刚才讲过，实地是一种苦，我倒不觉得实地是一种苦，有时候反而会发现有很多乐趣。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田野中）你会发现有很多感情的收获。这应该是一个意外收获。（而实地回来）后面的苦，就是写作所体验到的第二层第三层的苦我们都正在经受着。有着一堆一堆的数据，有着无数的资料。自己总是在不断的重建、不断的推翻，感觉框架总是不对。所以我的问题是，以人类学的方法或者说民族志的方法如何把这些表面上毫不相关的资料和数据联系起来，这是我现在最困惑的问题。当然，有些人会说，这个很简单啊，理论不够，实践不够，每个人都会这么说，这是一个很表面的答案。但是如果从一种理论视角和理论体系上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特别想听听您的意见。
孙：我可以先明确的告诉你，任何一个学科的方法都很难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
毛：我觉得应该是一种视角，就是说从人类学的视角如何去处理这些资料。从经济学的视角，我可能把人看作理性人，那我就从这个根本的假设出发，会有很多的资料、假设和结论；社会学可能说人不只是理性的，还可能是感性的，那么他会用很多的逻辑体系、理论框架去构建另外一种体系；那么从人类学的角度，应该又会有什么样的视角。我的研究是研究参与式理论在实践中的作用，主题是参与式主流化的障碍研究。
孙：……其实，齐老师今天创造的这个机会，博三的同学应该受益最多。座谈结束后，你们最应该感谢的是齐老师。因为博士论文开始进入思考框架和写作阶段的时候，是最需要有一个人专心听你的倾诉，然后给你质疑。当他把某个问题抛给你的时候，可能正是你行文思路不畅的关节所在。而你试图解释清楚的过程，很有可能是你论文中非常精彩的一节或者是其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因为你陈述的过程就是重新梳理思路的过程。
刘玉花：孙老师，非常感谢您。其实你前面所说的苦都是我们很多博三人所经历的。实际上，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跟小毛都差不多。在开题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研究问题，但随着实地工作的开展和深入，我们会发现自己的问题逐渐在发生倾斜，甚至怀疑自己的问题还是不是研究问题。我们会想自己的问题有没有可行性，到底还能不能做下去……另外一个问题是，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找不到自变量和因变量，（这与传统的社会学研究相悖），我的变量到底是什么我想不清楚。我想可能最好在这方面给我一个指导，就是说，研究是不是必须有一个变量？其实，在读很多人类学的东西的时候，像费老他就能用很通畅的语言把他要讲得问题说得很透彻。
黄颖：接着玉花师姐，我也想问问您。对于研究来说，社会学有的带有假设有的没有，而在人类学来看，到底带不带着假设去下田野？
孙：……大家现在要做的是学位论文，这与自主的做研究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在后面有时间的话我会大体说一下这两者的区别。
赵勇：孙老师，您好。我的开题是自愿性移民的社会资本重建研究，这里的移民主要是指八十年代后的，不是那些闯关东的移民。我的研究是在东北，因为东北这样的移民特别多。我的开题报告已经写完了，在开题的时候，叶老师问过我在下去的时候怎么去做这个研究。我的研究就是一个问题，移民是怎么样活下来的。而在我下去之前，确实还有很多的困惑，不知道怎么去做。
孙：用一个较大的命题来说，就是如何做田野。好，我先从博二这个同学的问题说起。因为博三同学的问题都非常具体。我刚接受这个任务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是刘洋。他在平谷开会的时候提出了一个观点非常鲜明的问题，那就是在研究中我们应该冲出学科的界限，强调“去学科化”的问题。那次会议之后，我也在不断的思考这个问题。等一下我会就此谈点自己的看法。除了几个基本的技术问题，我还要就田野工作者的基本素养谈谈自己的感受，大家听起来可能会有些诧异，因为思想教育的味道较浓，却是我最看重的问题。
田野工作程序与操作技术
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科学性研究的不足。它是一种纯的经验性的研究。但是经验性并不是完全的自主，它同样需要一些客观的依据。我认为，人类学研究的过程并不复杂，所阐释的问题也应该是基于日常生活的。如果大家在这里听到的只是我艰涩的表述而难以提炼出我的观点，那一定是我出了问题。在为本科生讲授“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课程时我一再强调说，理论的魅力在于对现象的深刻解释力，它不是云里雾里让人望而却步的玄想，因此，即使介绍西方人类学理论，如果学生没有听懂，十之八九是自己没有读懂。同样的道理，如果在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中，你都不知道这一章这一节的主旨是什么，那么谁又能相信这是一篇好文章呢。研究论文一定要用自己最清晰明白的语言表达一种认识和判断。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才能对田野评头品足，才能谈田野技术。博士论文的后期之所以很痛苦，一方面是要顾及学术规范和理论创新的要求，另一方面还要面对资料短缺或资料泥潭的窘境。所以，对于博三写论文的同学来说，一定要注意让你的写作三步一回首，因为停下来的瞬间正是你重新思考自己田野的过程，是让自己的想法明朗化的过程。
我们说田野技术是简单的，表面看来就是调查者背起行囊，跨上相机，带上食物，赶赴田野的过程而已。在外人看来，不过是齐老师背上包，到乌苏里江畔待上一个月，然后又回来的一段经历。半年后，齐老师有一篇美文出炉，讲述的就是那一个月的田野故事（学术研究也是故事）。在北京，她其实是“在这里”，经过一段时间“在那里”，之后她又回到这里。这就是人类学田野的基本路经，可以分为三层具体解说：第一层，我们把背起行囊赶赴田野的这个过程视为理解社会文化的手段。之所以不仅坐在图书馆里而是要下村调查，就是因为那里总有深藏的东西，期待着你去解决的问题。就像博二的同学理解移民一样，他有困惑，这是你的前期预设，但是我坚信你带着这些假设走下去以后，就像那位同学讲得一样，你会发现很多问题不是问题。因此，博士论文写作一定要做好攻坚战或持久战的准备。第二层，就是在田野点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回到这里所进行的工作，也就是分析文化的阶段。此时，无数的资料都在我们头脑里、笔记里，怎样取舍与分析？这是考验一个研究者理论素养的特殊时刻。第三层，就是如何利用调查资料写出田野报告和研究论文的阶段，也就是再现文化的方式。总结起来说，我们为了理解文化而走下去，回来后对资料进行处理分析，再后来要以文字的形式把文化再现出来。细致品味人类学作田野的周期“在这里——在那里——在这里”，我们可以更形象点说，人类学工作者就像一个翻译官，将遥远的“异文化”翻译成为我们可以分享的“本文化”。
人类学是研究“他者”，关注“异文化”的，这是人类学的学科传统，人类学家漂泊世界，意在通过对遥远异邦的探询了解不同的人文类型。自从20世纪前叶，人类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对特洛布里恩岛的研究开启了现代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先河，一个世纪以来，人类学的研究更多的是钟情于孤岛式的研究。今天无论是社会学、人类学还是发展学，学者们大多在延续着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深庭小院式”的研究策略，在现在的社区研究和村落研究中，这种取向是清晰可见的。
1.如何选择村落
我们把田野技术细化，不过是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是选择田野点，中国的村落（数目）很大，80多万个行政村，460万个村落，这么多村落应该说是我们乡村研究的广阔天地。究竟我们选择哪个或哪几个作为自己的田野，这是对我们研究问题能力的一种考验。……严格来讲，在你们还没有下田野前是没有资格开题的。因为你对它所有的预设都是坐在家里的想象，对乡土缺乏敏锐的直觉判断，更不知道自己的那些预设有多高的学术价值。如果所有的预设到田野后都不能落实，那么再精美的设计都是纸篓里的垃圾，所以在开题之前是一定要赶赴田野的。在选择田野的时候，通常有几种情况：第一种是无序的自由性选择，比如我要研究的问题必须在一个惯常的、熟知的和普通的村落中进行。我做博士后研究是因为当年中国疾控中心出了一个调查报告，说中国每年有27.8万人自杀，而且农村的自杀率占90%，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为了从文化的角度阐释这种现象，我就必须要选择一个宁静的村庄，一个似乎不知道这个信息的村庄。如果我研究这个乡下面的各个村落，它的死亡人数和自杀率都跟国家的这个数据相吻合，那么就证明这的确是中国乡村的严峻问题了。如果我要选择一个典型村的话，这个村的人经常死亡，经常喝农药，那就对我的研究意义不大了。第二种是一定要有学术历史机缘的村落，比如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广州南景村50年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半世纪前华裔美国社会学家杨庆堃先生基于在那里的调查资料，完成了中国功能学派的落幕之作（A Chinese Village in Early Communist Transition，Cambridge，Mass: The M. I. T Press，1959）。像这样有学术机缘的村庄不少，比如杨懋春先生的山东台头村，林耀华先生的金翼黄村等。这些海外知名的村落几十年之后再度走入后辈的学术视野，也因此才有了所谓的回访研究（庄孔韶等，时空穿行——中国乡村人类学的世纪回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三种是针对某一问题的选择，比如今天要研究集体经济，华西村和北京大兴的留民营可能就是最佳的选择，至少是重要的参照。可见，在选择村落时，同学们脑子里一定要有一个指向。比如说要研究大寨，自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宣传产生之日起，这个村落的故事就始终为各界关注。研究这样的村落有利有弊，利是他的资源特别多，弊是你的突破口很难找。所以，在下田野之前一定要明确自己的命题。这是关于村落的选择问题。
2.如何进入现场
进入现场非常困难，你们发展学的博士能够借助老师的项目或课题下田野，因为你们是可以给人带来好处的，所以人家非常容易接纳你们。而人类学研究通常不是这样，我们要经受别人对自己心灵的打击，说是摧残也不过分。
1999年我在广州的城中村做调查，进入现场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进入现场最核心的一件事就是发现报道人，报道人发现的准与不准，将直接影响到整个调查的效率。广州的城中村跟你们想象的北京的城中村是不一样的。你想敲开人家六层小楼的大门——休想！你在人家门口守着吧。这样下来，两个月之后都还没人理我，都以为我是走街串巷的一个扒手，但一看还不像。下田野的头两个月我一直在痛苦着，每天骑着单车从学校去村子，那里边的八条大街，一百五十条小巷我都可以找到，熟悉至极，但调查却难以深入。那段日子是我最痛苦的时期。如何在田野中训练自己对村民生活的敏锐发现？如何在不动声色间发现村里的决策人物，或者是民间精英？这是每天出行前的梦想啊！因为如果不了解这到一步，那下田野就只有痛苦而没有快乐了。两个月以后我终于在村中祭拜祖先的祠堂，与一位能讲普通话的老人相识了。当时，我天天骑着自行车在那盘旋，那是村民都集中的地方，我进祠堂以后发现好多人在那里打麻将呢！人家一看就问：“哪来的？”我说：“中山大学”。“干嘛？”我说：“调查村里过去的事”。再听到的回复是：“哪有工夫搭理你的事，赶紧走。”我只好离开。第二天，我一直在那里等到最后一个老头出来锁门。我就说：“老伯，我今天很想找你了解有关咱村这祠堂的事。”他说：“你是谁？”我说：“我是中大博士生。”“哦，博士啊！”村里70多岁的老人很少会讲普通话的，我发现他会讲，所以我说：“老伯，您可真行，你讲的普通话我每句都能听懂。”老头说：“我这个普通话讲得也不好。”我说我想进祠堂里看看有什么，他说那得马上，他五分钟后就要关门，我说没问题。到了里边后我发现老头兴致盎然，这也有兴趣那也有兴趣，结果发现四十五分钟已经过去了。这时候让我看到进一步调查的曙光。他叫车业添，是负责管理这个祠堂的老人。那以后，我就叫他“业添伯”。再进祠堂，别人对我横眉立目的时候问：“你干嘛，找谁？”我就说：“我找业添伯。”“噢，找他上后院去。”我的调查工作从那一天才正式开启，所以发现第一个报道人是非常重要的。以后每天他要关祠堂门的时候，我就跑去跟他在里边聊天，2000年我写的第一篇有关这个村庄论文《都市村庄的宗族生活》，发表在香港《岭南学报》，正得益于老人家的信任与襄助。这种联系到今天还不断呢，我经常给老爷子打电话，这就是我要提到的维系田野的问题。做一个深度研究问题的学者，就一定要学会开辟了田野之后要维系你的田野，因为它会使你们在做论文期间，在没有时间去的情况下，一个电话就可以解决问题，大家在这点上要特别注意。
而今，想起那些吃闭门羹的日子，想起与老人相识并结成忘年交的历程，真是苦乐相伴。每次重读当年留下的调查日记，我就非常难过，可谓对镜自怜啊！在那转了两个月没有人跟你讲话，实在是痛苦的事情。2005年，我重新回到村里租了一间房，住上一个月，田野又有了新的眉目。这是2001年博士毕业之后田野带给我的惊喜。今年1月《思想战线》刊登了我这次田野调查的发现和感受，名为《人类学追踪调查的虚与实》，文前有一段我的田野笔记：
这里是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言其熟悉是因为五年前我曾带着孤独、焦虑，甚至有些恐惧的心情，在这村子里走过了不下百次。在那痛苦的一年里，城中村的“亲吻楼”是我梦醒时分的村落意象；里弄尽头的黑洞是我无法跨越的迷宫，若不是那几间废弃的祠堂还坚守着岗位，见证着村庄的历史，杨庆堃先生笔下的田园庐幕的自然景观就只能是承载往事的一缕云烟了。而说起陌生，则是因为这里留下过心头的痛，以至于每想到再来作调查时都心有余悸。正是这种特殊的感受，总让我觉得这个村子距离我很遥远。记得当年调查时发现每一条线索时的惊喜，也无法忘却每一次访谈后劳而无功的沮丧，这便是我的都市村庄的田野经历。
而今又在这自己设计下，住下了这心存复杂情感的村庄，住到了“公关伯爷婆”家的出租屋的顶楼，这间只有几平米的小阁楼，外边有个宽敞的大平台。身处其上，夜的风吹散了白天的闷热，心境的舒爽竟使今夜难以入眠。躺下又爬起，心中燃起的是想写点什么的热情，看着四周伸手可及的座座小楼，听着巷子里孩童哭泣和冲水的音响，我才切切的感到，我又一次来到了南景，这个因杨先生的著作而有名的村落。而所不同的是，此次重返不只是对杨著的跟踪调查，也是对自己熟知村落的重访。房东伯母见面时的第一声：“阿忠啊！”让我甚感温暖，这是小阁楼工作的第一声念白。白天穿行于村中，细细的辨别又已更换了门楣的街巷，当年踩着单车跑来跑去的情形又清晰地呈现于眼前，也许这就是人类学赋予给我的一种生活，一种在时空穿行中寻找自我，探寻文化意义的方式吧！
这是我05年刚住进那个小楼里时所写日记的两段，它记录了我非常复杂的情感，那就是当你作为一个人类学者，再度走入村庄的时候，触景生情会激活很多的想法。今天朋友们也下田野，你对田野里活着的人，对田野里活着的人的思想感情了解多少呢？又有多少底气翻译并重新书写田野里的文化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命题。刚才提到田野关系的维系，我想补充的是，我在祠堂结识的业添伯，05年我去看望他的时候，老爷子说：“为什么要住在出租屋里，下次你来住在我家，这间空房我专门给你安上空调。”老人家的话让我很是感动！我2001年结识的四川打工之家江永春，现在还与我保持联系，诉说烦恼，发信问候。像这样的关系的发展，是田野成功的一个标志。
3.如何参与观察
刚才博二同学谈到的困惑，应该说是每一位没下田野的和有过田野经历的同学都有的困惑。我们到乡村后怎样参与老百姓的生活之中，我们要观察什么，这是对研究者最大的考验，其核心是对乡土社会的判断，如果头脑空空或只了解一点西方的概念和理论，走下去的结果必然是无所适从。在业内研究乡村的学者中，贺雪峰的文章我很爱读，因为他与乡土社会的实际是亲和的，对于我们理解乡民社会有启发作用。同学们应该向优秀学者学习，琢磨他们的研究理路，要琢磨人家出产新知的方法。
怎样的田野调查才算是合格的呢？有的同学告诉我，在村里呆了一个月和村民混得特别熟，老张家的事他知道，老李家事他也知道，但当我追问他田野发现时，却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看法讲给我。这绝对不是一个博士生应该有的田野收获。如果是硕士生下去作调查回来第一个阶段跟我讲这些，我是满意的，如果第二个阶段还是这样可就要挨揍了。在访谈中，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不知道要问什么，问了人家两句话就答复完了。我在南景村调查之初，曾问一位老人说：“老伯，您给我讲一下这个祠堂什么时候建的，是什么过程？”他就说：“85年开始建的，当时筹集款。”三言两语回答了。“每年什么时候有人来祭拜啊？”他告诉我说：“大年初一有人来，七月十五有人来，十月初一有人来。”你会想那还问什么啊？不知道了。这样一来你就会一贯的觉得在田野中自己是一个幼稚的顽童，很是懊恼！如果你和我当时有同样的感受，我要告诉大家这是知识储备出现了问题。记得我刚到中大学人类学系时，向我导师提了许多关于人类学理论方法的问题，黄先生说：“小孙，你的这些问题都是好问题，但是你先别急，等这学期学完理论方法课程之后，你把没解决的问题再拿来问我，我们一起讨论。”等一学期过后，我发现我列了两页的问题实际上都不是问题。那就是在下田野之前，我们对于田野和生活本身缺乏必要的理解，当你自己不是以一种生活的姿态步入田野，你的调查工作将处处受挫。怎么把自己定位成一个生活者，是你进入田野、对自身素质要求的第一要义。那一刻间要保持谦卑，是小学生求学的心态，你是去和乡民亲密接触，去了解他的行动和思考逻辑的。最近我在审学报的一篇稿子，文字很通顺，叙述的也很好，只是观点经不住推敲。在座各位未来都是搞乡村发展研究的学者，如果不了解民间文化生活的根基何在，那实在是太遗憾了。我们在走入田野之前要有基本的储备，那就是对民俗文化要有比较充分的了解，否则你的研究一定是空穴来风。这也是我来农大以后一定要在本科生中开设“中国民俗学”课的原因所在。
我和侯玉峰博士下田野到门头沟区的千军台和庄户村，去观察正月十五和十六这两个村子的走会活动，这是从明代留下来的古俗，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对于我们研究乡村文化、研究传统的循复再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如果你只是按照平常看热闹的心态去看它，那不过是两个村在固定的时间和空间把那些绣有神像的旗拿来走街串巷而已。村民们在村庙中请神的仪式，以理性的态度来看不过是迷信心理的呈现。果真如此认识的话，研究也就只能就此止步了。我在广州调查时发现，住在两百四十平米的房子里也有神龛，走进第一道门就会看见门下面供着土地神的神位，为什么这些东西在都市化的进程中依然存留？如果仅仅以发展的眼光去看这些现象，也就无视传统的力量，信仰是有其原生态属性的。人们为什么对日月山川充满顶礼膜拜的敬意？费尔巴哈说，“自然界的变化，尤其是那些激起人的依赖感的现象中的变化，乃是使人觉得自然是一个有人性的、有意志的实体而虔诚地加以崇拜的主要原因。”“如果大地上老是结着果实,还有什么理由来举行播种节和收获节的宗教典礼呢？大地上的果实之所以显得好像是出于天意的、理当感谢的恩赐,只是因为大地时而把它的宝库打开，时而又把它关闭。惟有自然界的变易，才使人变得不安定,变得谦卑，变得虔敬。（《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第459-460页）所以，只有真正理解了民俗文化观念之后，我们才有资格对各种社会现象做出判断，老百姓为什么要多子多福呢？为什么要生儿子啊？我带全子（王立全）他们去兰考调查的时候发现，人家三十岁有三个孩子，问他：“如果第三个不是儿子的话会要第四个孩子吗？”回答干净利落，“当然了。”我们按照惯常的理解就是农民太落后了，要知道培养一个后辈的接班人该有多重要，他不是不了解，而是没有理解农民的生存理性到底在哪里！在此，我有一个建议，在座各位正式走入田野之前，要补的一门基础课是中国民俗文化。了解中国的九族亲族，了解中国的家族制度，了解中国人血浓于水的观念，这是一个田野工作者所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这是参与村民生活的必要前提。
4．告别田野之后
告别田野是一个独立阶段，之所以要把告别田野单独抽离出来，是因为告别田野的时候，正是你由一个参与者重新游离出来，变成一个冷静的思考者的过程。你开始回到家里认真地思考田野赋予你什么东西的时候，也就是你要理性地把你参与观察中发现的细枝末节全都呈现出来的一个特殊阶段，所以告别田野就是一个审视与思考的过程。咱们发展03级的研究生丁广泉、黄杰，他们在乡村做水资源的项目归来后给我讲了一个有趣的细节。他们到村里准备打几眼井，村委会请了一排老乡坐那，离他们非常远。从村民的神情中他们读出了一种不信任的感觉——几个小毛孩子能说什么呢，把老师叫来谈谈还行。可是，等到他们开始说这个项目要投多少钱给村里打几眼井的时候，他们发现坐在最远的两人像兔子一样蹭一下就跳到了他们面前，告诉他们项目具体应该怎样实施，准备投多少钱才合适。我说，这一个动作就是理解乡民心理最好的切入点，你的故事可以由此拓展开来。其实，乡村的日常生活是有逻辑可循的。当你走入乡村的时候，乡村有无数多的故事等待着你去开掘，就看你有没有一个敏感的神经去感知它，所有的问题都在那里存在着，尽管它等来了一个社会学家又走，一个发展学家走了又来，等了一个人类学家最终住下来了，最后又说人类学家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你自己在做研究的时候要注重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能够善于完备、品读你自己的田野，尤其是你多次田野回来之后，觉得头脑空空如也，什么也没存留的时候，一定要冷静的思考，先不要急着去完成一个报告或发表一篇论文。所以告别田野是一个很重要的思考阶段。当然，告别田野之后，或许有一天你会突然精神焕发，想再去找张老头、李老汉去重新谈事，这份涌动的热情正是你第二次赶赴田野的理由。人类学有一种魔力，就是当我们走下去，去看一种文化现象，经过我们的大脑不断过滤之后，你会发现你自己的价值在哪里，这块田野对你的意义在哪里。我去年给研究生讲“人类学与中国社会研究”的时候，让同学们读一本小册子《天真的人类学家——小泥屋笔记》，是英国人类学家巴利的代表作。他研究的是喀麦隆的多瓦悠人，在那里度过了非常痛苦的半年生活——他的车报废了、门牙也摔掉了、得了肝炎。他从多瓦悠走出来的时候说，只要活着就不想再见到这鬼地方。但是半年以后，他的朋友见他又兴高采烈地打点行装，问他干嘛去，他说他要重返多瓦悠部落。为什么？这就是人类学本身的魅力。
我的田野感受与巴利有点类似，2001年我在中大获得博士学位证后心里想，就让南景村这块令我痛楚的田野成为永久性的历史吧，我再也不想去了。但2005年8月我还是主动在那里住了25天。去广州之前，我与当年调查的一位伯母打了电话，她说：“来吧，住我这里，我不要钱的。”我们见面她亲切地叫我“阿忠”时，我觉得特别的幸福，它宣告了我田野生活的重新开始。田野说起来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你个人情感的投入，无数多的故事会编织你的快乐与悲伤。我们把它归纳成六个字，那就是发现（田野）、认知（田野）、书写（田野），这是每一个田野工作者必经的过程，你无法摆脱它。如果你能细细揣摩每一个阶段赋予给你的东西，你一定会品出田野滋味的。
学科意识和问题意识的培养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民俗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理解乡土文化的一把钥匙，不理解它，乡土研究是无法深入的。想做好一篇博士论文需要充分的理论储备，需要扎实的田野，只有这样才能透过老百姓简单的日常行为去分析他们行为背后的文化观念，才能发现那些隐没在观念中的生存理性。当你的田野里有了民俗文化这根弦之后，你对老百姓的生活细节就会有所观照。如果你走入乡土社会还是一个“快乐的傻瓜”，对里边发生的故事一无所知，对老百姓讲的话毫无感觉，那么你就不配做一个农村发展专家。
博二的小伙子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跟你的导师申请先走下去，对乌苏里江畔的小民族的移民历史要有清晰的认识，这是你的强项，然后就是采访。第一次采访的时候别紧盯着村委会主任和村里边的领导，要敢于敲开陌生的门，当你勇敢敲响第一声以后，你的工作就正式开始了。第一次下去的时候起码要做十个人的采访，但在访谈的过程中你可能会有新的困惑，那就是有关移民研究的知识储备还没有转化成为支撑自己研究的力量。学界有关于移民的研究不少了，有远距离参照的海外移民研究，有因生态环境改变导致的三峡移民、宁夏吊庄移民等研究，现在已经有几本博士论文和专著出版了。看博士论文是一个学走路的过程，仅仅依靠老师指导是不成的，这个时候需要完全自主和自律性地学习，当你读过有关移民的著作之后，自己的问题意识和思路框架才会出现，你才知道到田野里要问什么。所以在你正式敲响人家门之前，我希望你先敲响农大图书馆哪个屋的门，要有基本的理论储备之后再下田野。我导师（黄淑娉教授）在回忆1993年到黔东南苗族和侗族村寨去做调查时跟我说，很多学生不注重理论的培养，下田野之后脑袋里空空如也，而她和龚老师（龚佩华教授）去一个地方回来就有一篇文章。她说：“我的学生们常常错误地理解人类学理论，他们认为今天要写博士论文了，谈仪式与象征了，就把涂尔干的象征理论放在前面的综述里。这种结合是不行的，一篇文章有没有理论素养在于你是否在驾驭文字的过程中把问题说清楚，而不是前边贴了多少个理论。”
学术研究是一个知识累积的过程，因此博士论文的文献综述十分重要，要把一个问题的来龙去脉搞清楚，要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所关注的问题与前人的研究到底有什么关系，你是站在哪一步研究的基础上作进一步思考的，只有这样你才知道理论创新到底在哪里。现在我们的本科生做论文竟敢说有十点创新，我们的硕士论文竟然有七条假设要验证，这是不明白学术创新的本意，好在咱们的博士论文还没有那么大的雄心。不要有那么多的假设，不要谈那么多的与自己研究问题游离的理论，你是否具有理论素养，当你谈某个问题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地流溢出来，这是对理论最高的理解和诠释。我期待着大家能够围绕着一个问题去读书。硕士研究生不翻阅二十本书休想开题，博士生不翻阅五十本书，是没有资格谈这个问题的。没有这样的知识储备，你们做的东西就是空中楼阁，不知道哪个是你的新发现，哪个是故戏重演，也便缺乏了与学界对话和交流的平台。我来农大四周年，最开心的一次课是给03级的研究生讲“社会心理学专题”，那是我认为的最随意的研究生课堂，就是4页纸80本书目，一堂课谈几本，收获多多。我始终认为，读书是下田野的前提，这样走下去之后才会发现问题，你才知道症结在哪里。如果现在你还没有静心读书的话，回去趁早偷偷补课，就像我跟我的研究生讲，如果到目前为止还没读过费老的《江村经济》，还没把他的《乡土中国》和《生育制度》精心阅读一遍，你就不要跟别人说你是社会学专业的研究生。这是拥有学科意识的前提和基础，这也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二个问题，怎样理解“去学科化”的问题。
1．如何理解“去学科化”
有关“去学科化”的问题，去年在平谷开会时我和刘洋曾有过争论。当时他的观点是说，我们没有必要揪着哪个学科去解释问题，只要能解释明白问题就是最终的结果，这与学术界探讨关于存学科和去学科的问题是一脉相承的。作为一名博士生，他有自己的见解我很欣赏，因为这体现了博士生的一股冲劲儿。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大家在博士阶段先不要尝试着去学科，因为你的博士论文要求你一定要有学科意识和学科感觉。如果读完一篇博士论文，不知道是属于政治学、社会学还是人类学学的，那么你的研究就要受到质疑了。我们接受教育的阶段，无论本科、硕士、博士乃至于博士后独立研究阶段，都要有鲜明的学科意识。比如今天我们听齐老师讲课，她的经济学背景决定了她缕析问题的逻辑，这是受十年教育一贯而终的灌输和影响的结果，所以这种学科意识和学科感觉是大家在硕士和博士阶段一定要强化的。
那么，这种学科意识是怎么来的？就在座各位而言，一定要去悉心阅读你们发展学的理论。来农大第一年是我读发展学著作最多的一年，因为我要了解他们说的是什么。当时罗汝敏跟小云院长要了一系列发展的著作，那绿皮书我读得很好，谁是农村发展的主体我也读明白了，可是后来读高级发展学我就受不了了，我觉得真是一种摧残，这样讲不是完全的亵渎啊，而是跨学科的一种调侃，那就是我真的不了解为什么这个问题可以这样来解释，所以我后来就不看了，能掌握那两本小册子我已经很高兴了。关于发展我知道了PRA，后来还实践了一次PRA，我还要写一篇东西关于PRA反思的文章，题目是“走出蛮荒、走出现代、走出发展”，实际上我是想谈去学科化的问题，但现在这文章还没有落成，总有好多事干扰我思考这个问题。我讲这些的话的意思是，同学们在思考自己学科的时候一定要找到一个落脚点，然后给自己一个平台，去思考它。比如有国外的发展理论，那天我问全子说，发展学有三个传统的支柱性理论知道吗？他说不清楚。作为发展学的博士，跟我这个人类学的博士不一样，我可以不知道，但这些世界理论体系理论、依附理论这些基本的学科知识都是你们的看家本领，要是没有的话你的学科意识缘何而来啊！同学们不论原来学什么专业的，只要你今天跨到了发展这个行当，就要琢磨它。如果没有一个学科史的脉络和明确的问题意识，你会发现走下田野浸泡两年时间得出来的结论竟是学界1980年代初期提出的东西，那就太令人沮丧了。所以在经典的回溯中来获得学科意识，这是每一位博士生在学期间所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素养。
有了学科意识之后才会突显研究的问题意识。刚才黄颖提问说，人类学下田野要不要有假设，我可以说下田野没有假设，但绝不是没有问题意识，惟其如此，下田野才能变成一种自觉。每个假期都要出去至少感受一个礼拜，或带学生前往，或自己独行。与你们做学位论文不同，我的出行可以信马由缰，也没有写作的硬性要求，只是为了保持自己对乡村和乡村问题的敏感。而大家的乡村之行是要诉诸文字的，仅仅有感受而没有解读出问题博士学位是拿不到的。所以，我个人的体会是人类学研究可以先无预设，但是要有一个潜在的假设，那就是要有鲜明的问题意识，不然就像我在社会心理学课堂提及的那样，研究来研究去的都是一些常识。最近两年博士生和硕士生的开题报告给我一个强烈的感受是，搞农村研究的学生实际上是不了解农村，那点假设是坐在家里的摇椅上慢慢聊出来的，没有亲临现场，农村是这样吗？如果不走入农村，不和农民生活在一起，你就无法理解那里边底层民众的生存逻辑，以及那些乡村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下田野要有一种追踪求索的味道，要有一种被特定问题激活思绪的冲动。去年我带发展系的研究生周秀萍和刘林到河北满城龙居村调查，跟人大的5个研究生一起在村里住了一周，主要关注农村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问题。这次行程我为学生创造性的发挥而感动。他们每天晚上都有一个报告，并制定出第二天的走访计划。像这种短、平、快的评估就跟你们的PRA一样，很是奏效。我则继续做人类学式的研究，坐下来听女村长讲述村庄十几年来的故事。当时共留下近20小时的录音，这是非常宝贵的资料，日后若有机会涉足性别与发展的问题，这一定是一项极具本土特色的性别与发展研究。这次龙居村调查时成功的，最主要的原因是问题意识非常明确。虽然调查的问卷不多，但却得出了共识性的判断。回到学校之后，我拟出报告框架，分头写作再重新整合。这篇有关村落精英化缘型供给的文章发表在《调研世界》上，反映出了我们学生的应战能力和对乡村的基本感悟力。这就是游走于书斋和田野之间的收获。这里强调“游走于书斋和田野之间”，就是让大家明白二者是缺一不可的，是可以相互启迪灵感的。咱们博二的小伙子第一次下田野的时候，可以漫无边际地捕捉田野印象，但是第二次、第三次赶赴田野的时候，如果没有明确的问题意识，研究也就很难有什么进展了。那么，问题意识从何而来呢？这又得回到学科意识上来说。如果没有对学界理论的基本判断，没有对前人研究文献的基本梳理，你的学科意识便无法获得，你的问题意识也便成了无源之水。
这是我要谈的第二个问题，至于刘洋提到的去学科化的问题，这不是不能达到的。现在可能在贺雪峰的那个层面，或者比他的研究再往前迈进的时候就可以谈去学科了。在我看来，那是一种治学的境界，只有当学识足以让你吸纳八面来风的时候，你才有资格说去学科。
2．如何感悟读书生活
刚才不厌其烦地讲做学位论文期间，一定要非常强调学科意识的获得和问题意识的拥有。像博一和博二的学生，在你们下田野跑马圈地、走马观花之前，一定要做好文献综述，这是能进一步发现问题的前提。细细考察博士阶段，至少应该完成四项工作：第一就是在阅读的书籍中精选一本，写一篇书评，别小看这几千字的书评，它会对你的阅读产生深度的影响，会提高你的阅读效率；第二个就是基于你所思考的问题写一篇综述，能够呈现学界对这一问题研究的全貌；第三个是下村之后回来完成的一篇调查报告，明晰你的判断，知道深入探究的方向；第四个是根据调查报告再重新精心设计写一篇学术论文。在这四者之上完成的博士论文才是有分量的。我这样要求你可能会觉得有点苛刻，但是你会发现它们是一体的，是一根线上的蚂蚱，只要你抓住它就没有问题了。如果我是导师的话，我会严格要求我的学生这样做。我过去跟全子他们讲过，我很幸运在博士阶段我老师对我有非常严格的教导，她让我在三年中读了六年的书，我非常感激她！读博期间要求的学科论文，我老师在看到之前是绝对不给成绩的，她会给研究生院的回执单上写上“待审核”。她会用最平和的语气告诉我：“小孙啊，论文我还没看着呢，先写待审核吧！”当时，我的历史系的、哲学系的同学请导师写90多分的成绩单，送到研究生院就可以了，我只好全力以赴认真完成每一篇学科作业，而且还要反复修改，否则就会觉得对不起老师。我在博士期间发表八篇文章，得益于我老师的严格要求和她带我读书的特殊教育。入学后一年半的时间她每周见我一次，每一次四个小时，我要讲三个小时，她讲一个小时。为了每周的3小时汇报，我第一个学期读了32本书。读书的过程让我对为学有了基本的了解，也对专业生起了热爱之情。同学们不要浪费时间，博士期间的每一天都是倒计时。我非常怀念在中山大学三年的博士生活，我每天都过得焦虑、充实也快乐。之所以焦虑是因为觉得自己所知甚少，尽管一直在努力却难以自信从容，而快乐则源于天天读书、日有新知的充盈感。1999年春学期，我老师带我学习“人类学理论和方法”，一个学期下来总有一种写点什么的冲动。那时候，我每天要跑五千米，在篮球场的外墙上看到中山大学哲院杯论文比赛的主题是“东西方文化沟通”。那个时候也是因为读书多，天天浸泡在书中，所以思维活跃。我边跑边想，人类学就是搞东西方文化沟通的啊，那人类学在文化沟通中到底起什么样的作用呢？是纽带、是桥梁，这样标题就出来了——“人类学：东西方文化沟通的纽带和桥梁”，这篇论文获得了二等奖，一等奖空缺。我把这段经历讲给大家，就是想告诉你们天天读书总会有想法的，在跑步中都在思考问题，博士阶段一定要有这样的高峰体验，否则博士跟白读差不多，读博士更多的是一次心灵体验的过程。一年之后我们学校再次征文，主题是“互联网时代的文化沟通”，于是在我的头脑中一个新的命题又出现了，人类学学科的兴起是与研究原始部落的文化直接相关的，而今在全球化时代，关注“蛮荒”的人类学又是怎样进行文化沟通的呢？网络能否取代人类学家漂泊的异域探询？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一个礼拜我又写了一篇文章，这就是后来发表在《世界民族》上的“跨越人文类型的空间阻隔”。时至今日，我发表的文章不多，但每一篇的背后都有故事。在座的各位，都在经历着与我昨天同样的过程，你是否在读书中也体会到一份充盈，一份快乐呢？
终日读书是为了获得一种学科意识，是为了让下田野的时候拥有一种问题意识，同时也会激发你写东西的强烈欲望。我在中大期间一共完成大大小小十二篇东西，除了论文还有几篇感想。忘情的读书让我对生活、对校园、对恩师有着说不尽的感激，不把这份感情落于文字，我会睡不好觉，总觉得胸中纠结着什么。我想，当你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就是你读书最好的状态。如果你现在还没有，那就要努力去创造这样的一种心境了，这是读博士难有的经历，是一种非常值得珍惜的情感体验。
地方性知识探询的意义与价值
《地方性知识》是美国人类学大师格尔兹的一本人类学论说集，我想借此来谈谈地方性知识独特的价值在哪里？我们做中国乡村的研究，搞乡村发展，虽视野广阔，但也无法穷尽所有类型的村落。通常的情况下，只能守住一个或几个，并以此来揭示乡村问题的共相。这种研究策略的方法论依据又是什么？格尔兹在他的另一本著作《文化的解释》中专门论述了“深描”，这也是我们研究乡土社会的方法。我们下田野面对的是同一个客体，但剖析的深度却大相径庭。回观人类学作品，也就是民族志文本，我们会发现有照相式的，也有透视式的，可能还会有CT式的。当然，第三种才是最理想的。大家从乡村归来经过田野印证的东西都是我们熟知的常识，研究的意义就会受到质疑。社科院的樊平曾讽刺过这样的虚假命题，他说调查之前知道一个蛤蟆有四条腿，调查之后的重大发现是两只癞蛤蟆八条腿。这句话听起来可笑，但许多低质量的研究的确是这种说法的翻版。如果大家的博士论文落入这样的泥潭，那实在是太令人失望了。
我翻阅发展系的博士论文，有两个问题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是调查不够深入，也就是缺乏对乡民社会的深度理解，就是我们人类学通常所说的“深描”，假设的求证没有力度；再有一个问题就是把西方的理论完全地照搬过来，读论文好像研究者不知道中国话应该怎么说，缺少了对问题的深度解析，不知是发展理论没有本土化的可能，还是研究者过于迷恋西方的理论，更愿意用本土的实际套用固有的理论模式，其结果是“四不像”。人类学社会学从1980年代开始探讨学科的本土化问题，怎么能够结合自己的实际，从而有理论建树。人类学重建以来，田野经验的累积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理论的创新却相当滞后。与之相比，发展学的理论创新遇到了良好的机缘。中国乡村的巨变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将会孕育出社会科学的新命题，尤其是作为新兴学科的农村发展研究[i]。
我们学院提出要建立农大学派，我不太接受这样的说法。作为一个学派至少需要几个必备的条件：第一，要有一个精神领袖，其学术思想为其追随者指明方向；第二，要有一块学术阵地，要有几代学者的承前启后秉持一种理念，才可能被称为学派，现在谈及还为时过早。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提法的起心动念是值得肯定的，它表明了一种决心，一种宝贵的学术信念。今天中国乡村的问题，热切地期待着每一个社会学家，每一个人类学家，每一个发展学家能真正地走下去，深度去探究。最近我在翻看钱伯斯（Robert Chambers）1983年出版的《乡村发展》，里面讲到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对乡村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结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待西方的学术研究，我们千万不要只会顶礼膜拜，要有一种雄心用中国乡村的实践创造性地修正或改写西方的发展理论[ii]。我特别期待同学们能有所作为，在乡村发展领域真的能够实现一种理论的创新。这是非常有潜质的一个学科，因为它把多个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尽包在自己学科的视野之内[iii]。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做乡村研究一定要研究中国人、中国农民的文化心理，这也应该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提。费老在去世之前发表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谈如何拓宽社会学研究的视域，也就是要把研究深入到社会心理的层面，我们才能对乡村的生活世界有更为真切的理解。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扎实的田野工作是最为重要的。刚刚提到的《乡村发展》里，有这样一个故事：人类学家康林在秘鲁的一个村庄做调查时，一个社会学家也来这里作调查，发了很多的问卷，发问卷的那一天正好所有的村民都在他们各自的田地里干活，于是他通过问卷分析得出一个结论，秘鲁的这个村庄中的村民们总是集中在一起劳作。但事实不是啊，康林在这里长期做研究发现，这个村庄一年只有这么一天是集体干活的，他们的差距真是相距得太远了。大家做学位论文与你们跟导师搞项目是不一样的，尽管你可以把它们结合起来，利用其便利的经济和人脉资源，完成一项扎实的研究。做项目可以一天走三个村子，但是做研究你就要在那里呆上至少三个月、五个月，这是一个基本性的要求。我的师兄周大鸣教授带学生去广西作调查，他说到那的时候，前三天会出来一拨人跟你介绍乡村的情况，再过一个礼拜发现这些人就不见了，再过三个礼拜就会发现这些人找都找不到了，为什么啊？刚来头两天他以为这帮人来不可能待过一个礼拜，问完资料就会离开，所以就说了许多言不由衷的话，甚至是不符合事实的话。等待了三周之后，最初听到的谎话就不攻自破了。所以你得有通过自己的耳目来甄别乡村实际状况的能力，这种田野功夫是你跟别人交流的基础，也是你书写和建构地方性知识的前提。那么，地方性知识的价值在哪？比如，你研究乌苏里江畔赫哲族的移民状况、适应问题，资料所能展现的除了个性特征，更应有通则，这是另一项研究可以借鉴的平台。格尔兹有一句很经典的话，讲出了人类学田野研究的本意。他说“人类学家并不是研究村落，他们是在村落中研究”。发展学家的工作也是一样的，在村落做研究，意在破解乡村发展的问题。换言之，通过对村落样本的研究，提炼出一个命题，印证或拓展一种理念，生成一种新的理论认识，这才是问题研究的真义。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