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设计5：制度的无能

       制度的无能有不被执行的一面，但即使都发挥作用，同样有无能为力的时候。无他，环境变了，条件变了。还有更多时候，是制度不能规定的，或者非要靠制度，只能琐碎而严密，管理成本大幅度上升。

       比如管理人员的加班补休。在大多数企业，管理人员都是作为不定时工作制，不计加班。对应的，也放弃考勤的要求，因为根据中国劳动法学研究会组织编写的《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对“不定时工作制”的解释为“指每一工作日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限制的工作时间制度”。但是如果整天请假，还是要被扣相应的报酬。然而通常情况下，管理人员的上级又有权根据实际工作情况，给予该管理人员一定的补休，但这样的补休是由掌握其实际工作情况的上级确认的，制度只能规定流程，不能规定具体时间。这里的制度如果非要规定完全量化的补休条件和时间，就必然引起核定工作量和必要性的要求，然后牵出一堆貌似“科学量化”实际胡编乱造的数据，而高层管理人员失去调剂手段。

       话说东汉光武帝刘秀早年出使河北，走到半路知道河北自立了个山寨皇帝王郎，手下人马叛逃了一大半，剩下的也是各怀鬼胎偷着给王郎写了几捆求职信献媚。可风水轮流转，没几个月的功夫刘秀大翻身，一鼓作气把那个自称姓刘的王郎皇帝送上西天，顺便从他档案库里找到自己部下发出的几大捆求职信。照某些没写过求职信部下的主意，就该按图索骥、挨个问罪，让这帮墙头草为昔日短视付出代价。可刘秀把大伙儿召集起来，当众点了把火，把那些信一封不剩都给烧了。据说他这一招叫做“令反侧自消”，功效十分显著，那帮想趁乱跳槽、落井下石的部下感动得热泪盈眶，从此死心塌地坚守本职，对别处的“猎头”再不正眼多瞧一下。这样的好戏千百年来常常被大臣、谋士们引用来劝谏君王、主帅，教导他们要宽容、忍耐，不要胡乱猜忌，对部下的三心二意要有一定容忍度，否则就会自取其祸。当然还有大把反面典型，比如东汉的王允杀死权臣董卓后，不肯赦免逃回凉州老家的董卓旧部，最终被那些狗急跳墙的残渣余孽殊死反扑要了性命；再比如后唐开国皇帝、庄宗李存朂，因为不肯对一小撮叛乱士兵和被“疑似叛乱”谣言逼得走投无路的大将李嗣源宽宏大量，而是一再用武力威逼，结果假“叛徒”硬生生被逼成真叛徒，李嗣源成了新皇帝，李存朂反倒死无葬身之地。可如果把“反侧自消”作为一种制度规定下来——这个好像是管理顾问们最爱干的事情，不出制度没有报告就没有成绩——同样会害死人。明末清初，北京、南京相继陷落，清朝大军渡江南下，逃到福州的明朝皇族唐王朱聿键一心想着厉兵秣马，从满洲人手中光复祖宗基业。不料想手下头号实力派——郑芝龙家族一心想出卖这个新皇帝，从清朝人手里换取高官厚禄，新封的一帮文武大臣也纷纷打起跳槽的小算盘，隔三差五往清朝那边写求职信。朱聿键为安抚人心，照着刘秀、曹操的高招，把截获的书信当众烧光。当时倒是换回几盆眼泪和一大片“忠君报国”的呐喊，可没过多久，被他“用人不疑”的郑芝龙就偷偷向清军“出售”了仙霞关要隘，那帮被他轻松放过的文臣武将则迫不及待剃掉头发改换门庭。可怜的朱聿键汉光武帝没学成，反倒被这些曾获宽纵的贰臣们当作“投名状”献给了新雇主。

       说来说去，是否宽饶“反侧”的必要条件是：局面完全控制（我已掌控大局）、全局尚未太平（尔等还有效劳机会）、本方占据优势（胜利曙光在望）。如果局面业已失控，主事者即便表现得宽宏仁爱、既往不咎，那些心怀叵测者也会觉得你是没办法追究所以才不追究，不得不宽容所以才宽容，不但不会有什么愧悔自省之心，相反会因看穿你的老底而变本加厉、赶紧改换门庭。宽饶是要有底气和本钱的，如果这样的决策都由制度来事先规定，那主事的成了傀儡摆设，谁付管理顾问的咨询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