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励

       近来看些谈激励的文章，最终都是要“产权明晰”，这是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的延展。

       科斯理论早已揭示了不同的产权界定会导致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即使在人类进化过程也有意无意显示了这一理论的有效性——原始的母系社会中，以女性为部落核心，小崽子们都只认妈妈，男人留在外围狩猎、捕鱼、防野兽。但是进化的脚步走向了父系社会，家庭格式变成相对固定的结伴生活关系。这样的转变，说白了对后代茁壮成长好处多多，因为生活环境恶劣，幼崽存活率不高，男性只有在确知这个幼崽是自己基因携带者之后，会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冒更大的风险去保护它，否则一大堆小崽子，也不知道谁是谁的、哪一个是我的种，起什么劲？这种固定家庭关系的做法，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程度，减少“搭便车”现象。

       然而坚持产权激励的人忘了这整套理论有一个假设前提——人都是理性经济人。经济学整个大厦建于这个基础，没有了这个前提假设，大厦会如911的双子塔般坍塌。在西方，随着市场交易规则的普遍化和商业文明对人的主体性的充分肯定，人本复归使得这样一种依赖压抑矛盾一方来缓解矛盾的制度安排趋于失灵。在中国，我们更难把“人”单独干净地剥离出来，人和人是一团团浓淡互渗、牵连无数的聚合体，我们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并不遵循效用最大化的这一假定。嗯，还有霍桑实验及莱宾斯坦的实证分析充分支持了这一点。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产权激励要靠委托人与代理之间权利安排来实现。但这种产权配置只是激励的必要条件，人的追求动力来自于对某种效用满足的期望，追求效用的手段是各自权利的交换，即利用手中令对方效用得到满足的权利去换取对方能使自己效用得到最大满足的资源。因此产权界定明晰是实现交换的前提条件。当权利界定明晰时，资源拥有者产生的动力来源于界定给他的权利（资源）能给他带来的效用，或预期可以交换来的效用，动力的大小取决于其期望的大小和这种资源或可交换来的资源满足其不足的程度如何。如果效用大，则权利接受人对其权利倍加关注，时刻关心其资源的增值保值。如果某种权利界定不能使接受人效用满足或效用很小，这种权利界定是没有意义的，资源没有得到合理使用。因此，激励是权利配置以后的事了，产权配置本身并不一定能带来激励。如果没有界定产权或权利界定模糊，行为主体失去了可用来交换的资源，人格的力量便会以消极的方式表现出来，以闲暇替代勤勉，或有意识地给企业利益造成技术性损害。产权配置激励方式是给予代理人利润分享权，激励的效果取决于利润分享权给他带来的效用如何，而不同价值取向的代理人未必都以最大经济收益为目标。

       即使产权激励对代理人有效，但对内部管理来说，他需要层层的员工的参与和支持。如果依旧用层层委托-代理的模式，“搭便车”的可能大大增加，激励的效果也大大削弱。这样的处理对忘了复杂系统的非线形特点，忽略了子系统的联动和涌现性，把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切割成支零破碎的颗粒。方法不当、生搬硬套的激励机制对中国企业造成的坏影响在于——不做绩效考核、激励时虽然效率不高，但气氛融洽、好歹还出活，做了之后尔虞我诈、斤斤计较、挑肥拣瘦，管理成本急剧升高。

       如果我们摆脱不了“士为知己者死”或是“要面子”之类的心结，不妨以更细腻而人性的关怀来弥补物质的缺陷，琢磨一下两者结合下的激励模式，更实际些。